未來十年,中國制造何去何從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5年要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筆者認為,圍繞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及消費型社會的打造,應是中國未來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與方向。
作者:謝泓?
歲末年初,很多焦慮的企業家不約而同地跟筆者探討未來的經濟形勢。
重構未來需要新吸引子
很多企業家都在探討中提及康波周期。1926年,俄國經濟學家康德拉季耶夫提出了這個概念,用于描述經濟發展中存在的一個為期50年至60年的周期。一個完整的康波周期一般分為四個階段:回升、繁榮、衰退和蕭條。按照康波周期的規律,當下正處于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信息發展的后期,即蕭條期。雖然信息與數字化技術不斷發展,但整體經濟可能仍處于相對低谷的階段。
筆者畢竟不是經濟學家,很難預測未來的經濟形勢。但筆者覺得,技術性分析模型也不能夠完全分析出當前經濟形勢的結果。2018年中美貿易出現摩擦,主要原因是全球貿易結構出現失衡,根源在于作為全球經濟發展領頭羊的美國,在資本收益與社會分配上出現重大問題。資本的無度擴張與制造業的流失、社會創新能力的下降導致了美國中產階級的縮減。
美國大選看似塵埃落定,但美國深層次社會問題的爆發或許才剛剛開始。美國對于自我治理體系的反思與調整,將會對全球的治理體系造成巨大沖擊。而作為制造業大國的中國,一定是美國人反思的重點與參照對象。
在國家治理的問題上,一般而言,當內部矛盾難以調和時,政府會用外部矛盾來轉移內部矛盾的視線。貿易戰能解決問題嗎?答案應該是否定的,反向控制比正向突破的系統難度更大,并且中國在工業化的發展進程中已經累積了巨大的勢能。世界潮流,浩浩蕩蕩,無論是“美國去全球化”還是“全球去中國化”,都是在阻礙歷史進步的規律。但無論如何,矛盾沖突會增加世界經濟發展的不確定性,給產業與企業發展帶來沖擊。
中國社會治理的問題亦然。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經濟的快速發展掩蓋了很多社會問題。經濟發展,土地不斷增值,有了錢后,國企轉制、城市化、大量基礎設施投入、社會治理等問題迎刃而解。
土地不斷增值還掩蓋了國企經營效率的問題。筆者單位附近的一家國有企業,在2000年前后政企分離后,基本每三年進行一次企業重組,每次重組評估,資產又在升值,核心就是土地增值。如今,當國企土地失去了升值空間,其經營效率自然斷崖式下降。
經濟快速發展讓政府部門變得無所不能,政府擴編看似是問題導向,但敲掉釘子卻留下錘子,解決了問題,卻留下了機構。其實,這不是中國特有的問題,這是系統自我熵增的必然結果。所以,美國新一屆政府也將成立馬斯克主導的政府效率部。
自行車往前走就不會倒,經濟發展了,問題就能被掩蓋。GDP主義最后的問題是:當經濟發展,就習慣用經濟去解決社會問題,這背后忽略了社會的成長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根本。很多地方的鄉村振興,村民只會跟政府談錢,也只相信錢,政府也只能給錢。一旦沒錢,社會的動員能力在哪,社會的建設能力在哪?
很多人感嘆,鄉村振興就是振興了村里的黨群服務中心,每個村的黨群服務中心建得最漂亮。我們并未真正理解鄉村振興的歷史邏輯。
上世紀70年代,當歐美國家第三產業超過第二產業、服務業占比大于制造業時,這些國家開始出現逆城市化現象。德國的工程師愿意住在農村,德國最大的城市中,只有2個超過100萬人,即慕尼黑和柏林。大量企業在農村,一個村就有一家大企業。鄉村非常漂亮,大家到德國旅游,實際上也是到鄉村旅游。法國、意大利也把大量資源投入到鄉村,它們不追求規模經濟,而是追求四季差異。
2015年前后,廣東省的第三產業已經超越了第二產業。2023年,廣州的第三產業占比達 73.3%,深圳為62.3%。作為全世界制造重鎮的廣東,邁進工業化后期。
城市為工業化提供了人口聚集、資源聚集及規模協同效應。但在后工業化時期,對人的管理需要有所不同。工業化時期強調對人的管理,后工業化時期更加尊重人性,企業的競爭力價值來自于人的創新,從對物的關注轉移到對人的關注。
不管如何,全世界、中國社會都處在經濟文化變化的全新周期。當下,全世界秩序混亂,經濟形勢錯綜復雜,企業經營出現困難,疊加在多種周期之下。當前正是原有全球化舊經濟結構出現坍塌、新結構還沒有建立的混沌時期。
而中國過去幾十年治理社會的模式、工具、方法論也在慢慢失靈。重構混沌的世界,需要一個新的吸引子物質去重構未來的系統,而未來經濟發展的確定性就是這個吸引子。
美元仍是全球經濟流動性的基礎
雖然經濟與世界的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但筆者認為,自中美貿易摩擦以來,按中國人的視角,還是存在確定性因素,如美元所提供的流動性不可撼動、中國的技術創新似乎勢不可擋、美國依然是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等。這些確定性也許能夠錨定未來十年的經濟發展。
美國的金融體系非常強大,美元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流動性供給,全世界依然離不開美元。在相當長的未來,我們很難看到一個能夠替代美元的全球貿易解決方案。
不管是過去的黃金、石油,還是現在的高科技,本質上是美國的制度、體系、標準在支持形成強勢美元的經濟體系。
美國政府誕生至今,其為商業體系服務的效率之高、迭代之快,令人驚嘆。人類社會已形成基本判斷,即商業是推動社會進步的主要力量,是配置社會資源最優的體系。為此,政府必須繁榮商業服務。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西方社會興起的政府“管理主義”,就要求政府必須具有企業效率,才能服務商業社會發展。
雖說美國的制造業只占GDP的11%,但它的現代服務業,即生產性服務業占比達到了50%。美國之所以有話語權,是因為其掌握了制造業的體系。美國工業協會對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熟悉程度遠比企業本身高,即便是在偏僻的地方,只要是美國供應鏈的企業,它都清清楚楚地記錄在案,美國掌握了全世界工業體系的大數據。美國的專業協會擁有非常專業的智庫專家,協助國家制定的產業政策遠比政府部門更有前瞻性與操作性,經常影響政府決策。
國際化將是中國制造持續發展的新趨勢
2024年,筆者連續幾次考察東南亞,其中一次逢特朗普遭受槍擊,一次是特朗普贏得總統選舉時,旋即東南亞又迎來一次國內企業家的考察熱潮。中國企業出海就是美元、美國市場與中國制造組合的必然選擇。
2018年就把工廠從東莞轉移到越南海陽的陳總,2023年開始買地建房,海陽的工業土地已經從幾年前的五六十萬元一畝,漲到100萬元左右。美國客戶亞馬遜、沃爾瑪要求他協助尋找中國在東南亞投資的供應鏈。陳總的企業原來僅做辦公類電子產品,目前已逐步擴展類別至包括真空保鮮膜機、過膠機,甚至咖啡機、空氣炸鍋。2023年,陳總還接了保險柜的訂單。但由于不熟悉保險柜所在的鈑金業,企業廢品率太高。后來經筆者介紹,陳總對接上一家專業保險柜制造的企業,不到一年時間,企業就形成產能、接到了訂單。
陳總打算用租來的工廠打造聯合工廠,協助一些小企業出海。在越南時,筆者已經看到一家做過膠機塑膠消耗品的企業,在聯合工廠生產產品。
這些企業如果單獨到越南投資工廠,從考察、租地、安裝設備、招工到投產,至少需要一千萬元左右的預算,加入聯合工廠只需一兩百萬元,幾個月就可以完成在越南的生產布局。
聯合工廠還可以成為孵化器。保險柜制造事業就因有了穩定的訂單,已經規劃了新的用地,企業準備自建廠房。
陳總講,聯合工廠可以共享廠房、工廠管理組織、物流,甚至是客戶。他希望能夠聯合中小企業,共同拓展海外市場,同時也可以為供應鏈本地化做準備,避免出現類似基于中國供應鏈工業成品的墨西哥銷美產品,被美國新一屆政府征收高額關稅的情況。
在陳總看來,中國制造企業已經不是在做簡單的產品外貿,而是需要布局全球市場。他在越南新投產企業的智能水平比國內都要高。從市場到供應鏈,從物流到工廠管理,從品牌到系統解決方案,中國企業正以全新的格局融入新的全球化商業系統中。
不管主觀上愿不愿意,未來的中國制造業有可能跟日本一樣,形成既有本土中國制造,也有海外中國制造的格局,如果加上海外華僑,中國商業有可能形成全新的、互相補充的全球華人商業體系。
中國企業的國際化已經不是應對關稅壁壘的權宜之計,而是中國企業發展的確定性選擇。中國企業只有徹底融入全球,才能夠擺脫傳統商業的落后生態,形成中國新的商業文明。
創新生態鏈也是中國制造的確定性
中國制造已經形成強大勢能。中國政府與企業利用這種勢能,修起了水壩,積聚了勢能,灌溉了產業。
中國制造業門類齊全,各個領域齊頭并進,可以融會貫通、協同發展。中國高端制造業的發展能夠在過去幾十年的底部盤整、厚積薄發與觸類旁通中另避蹊徑,走出自身的發展路徑。
人類文明經過幾千年的演進,不斷篩選未來的新基因,有些民族負責夸張的神性與想象力,有些民族擅長規劃與頂層設計,有些民族負責執行與落實。喬布斯需要冥想才能夠構畫全新的蘋果,馬斯克需要中國的執行力讓想象更加完美。人類需要精誠合作才能夠攜手前行,良性競爭才能夠促進人類社會走向新的繁榮。
當前全世界爆發的矛盾,在一定意義上揭示了自工業文明以來資本主義發展所帶來的矛盾。與此同時,人類社會也應該在醞釀新的人類文明。這種文明的產生基于信息化、智能化、大數據所提供的基礎。當下應是比康波周期更加宏大的人類文明新周期。
中國人含蓄、內斂、勤奮、認真、踏實,是工業化所需的特質。中國人有空性,創新需要心無所住的空性。原來,中國制造業的控制系統與工業軟件大多來自傳統工業強國。深圳一家工業設計公司,原來也是用美國的軟件。公司負責人介紹,軟件雖然是美國的,但其中90%多的設計場景是在中國制造設計過程中產生的,可以說中國制造業的創新應用大大豐富了美國工業軟件的生態。其實,安卓系統、芯片架構等生態的形成都有中國企業的貢獻。
一旦系統在擅長融會貫通的中國人手上,前所未有的工業知識大遷移或將開始。研發人員拆開設備,發現十年前所用的控制系統已與當下的硬件環境不匹配,采用新的控制系統可以優化壓縮設備空間與減少零部件,能夠降低約20%的成本。
不同行業的知識遷移可以節約生產與制造成本。按照第一性原理與減法原則,對工業設計進行方案搜索以完成新的方案,跨業對標學習成為我們工業服務的新需求。
廣東省中小企業發展促進會有一家做空壓機的會員企業。一個空壓機外柜有幾十個部件,該企業負責人在向協會另外一家給美的做空調外殼的鈑金企業學習時看到,空調鈑金外殼極其簡單,三四個配件就能夠組成。為什么?空調外殼生產是競爭白熱化的行業,“卷”得行業只用三四個零部件就做成一個鈑金件,不夠“卷”的行業還需要20個。
制造業設計降本專家鐘元說,研發降本設計可以解決80%的制造降本的問題。研發降本其實也屬于創新,它是制造業門類齊全、創新生態活躍的一種創新溢出。原本美的制造的人工與工業產值比已是世界最優,但令人意外的是,在研發降本命題下,它還有繼續降本的空間。
大企業更需要科學的方法論幫助供應鏈企業實現降本,而不是一刀切地提出降價要求。正所謂工業文明不是戰爭與掠奪、剝削與壓榨,而是共生與促進,通過技術創新解決產業發展問題。
每年中國的工科大學畢業生有600萬人之多,占全世界工科畢業生的一半。哪怕很多產業遷出,但只要保持創新勢頭,中國將通過“創新窗口”保持與全世界產業的深層次互動。只不過以前交流的窗口是產品外貿,而今是技術創新。
即便面對美國加征關稅的挑戰,中國企業也可以化整為零、無處不在。也正是強大的創新體系,持續為中國在全球經濟中贏得一席之地并有所發展提供了重要基礎。
中國制造業經過40多年發展,還沉淀了很多好的方法論,但沒有及時得到總結推廣,理論研究還跟不上創新的步伐。未來十年,中國制造業還可以找到大量的研發降本空間。
數字化再造企業與產業
未來幾年將是通過數字化再造企業與產業的重要時間窗口。
廣州的很多小服裝工廠,毛利率低、管理水平也低。很多老板說,“一年賺下來就是庫存”。為什么是庫存?因為每次備料,他都不知道紐扣在哪里、面料在哪里、棉線在哪里,是否匹配訂單需求。來了新訂單,企業又要到供應商那里備貨,但很可能一個紐扣就在倉庫里“睡”了十年。
各行各業的小型制造企業,何曾不是這樣的狀況。但跨境電商希音(Shein)通過數字化,幫助這些企業管理物流,將庫存變成了現金流。管理到位,一家產值兩千萬元的企業可以變成兩個億。原來要做成百億元規模的企業,需要規模龐大的管理團隊,現在通過拆單軟件,直接把訂單分散到眾多小企業。大企業垂直到產業,可以做成產值超千億的企業。
未來,制造業企業的數字化,首先要打通經營環節,需要建立全數字化的工廠平臺,通過管理大模型、系統大平臺、管理和軟件一體化的全數字化工廠解決方案,獲得全數字化經營的競爭優勢。
筆者在最近一次針對數字化改造企業的調研中發現,該企業實現數字化管理以后,精準提升了物料庫存管理,縮短20%的交付周期,消除非增值作業超50%,實現管理減員增效10%,提升設備產出效率超10%,顯著提升企業的管理與可持續盈利能力。
目前,大多企業數字化運用的各種功能軟件,如ERP、MES等都是基于以部門(或專業)為中心的分科層級管理(即科層制)開發出來的軟件系統。這些軟件最大的缺陷是管理與軟件兩張皮,軟件是科層制的附屬物,部門與部門之間、功能軟件之間存在信息孤島。
所以,很多企業可以看到的數字化就是有很多大屏幕。而一般軟件公司的問題就在于并不熟悉制造業的經營場景,或者僅熟悉部分的管理內容。
未來,企業的數字化一定要形成企業數字管理的大模型,包含研發管理、業務管理、財務管理、人資管理等。消除信息孤島,實現管理與軟件一體化,業務與制造管理相融合,將工業工程理念融入平臺,最終實現以交付為中心的全過程管理。
龍頭企業在實現數字化的基礎上,可以賦能更多中小企業,形成數字共生。以包裝印刷行業為例,企業實現數字化后,不但能夠平衡企業內部的業務、人資、財務與制造系統,同時可以吸納小型印刷包裝企業的生產能力,將一定規格與有空間服務半徑的訂單,通過拆單的方式交給小企業制造。小企業因此能夠實現規?;藴驶?,大企業在能夠實現規?;耐瑫r,也能夠實現個性化,實現產業的垂直發展。
通過數字化與數字化賦能,每一個垂直產業未來都將產生獨角獸、超百億甚至超千億元的企業。數字化平臺經濟將會結束中國產業競爭無序的狀態,實現產業間的非資本鏈接方式。
消費大市場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大的確定性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2025年要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筆者認為,圍繞統一大市場的建設及消費型社會的打造,應是中國未來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與方向。
美國恢復經濟主要靠降低稅收、解決就業與刺激消費,其政策體系在消費拉動方面效率高。當前,中國老百姓收入還是太少,也不穩定,消費能力自然不足。
此外,中國要把原來的投資拉動型經濟變成消費型經濟,沒有政府的改革,制度成本是不能承受之重。中國政府改革任重道遠,但勢在必行。如果沒有中國政府的改革,國內統一大市場很難真正建立。相對應地,國內統一大市場建設背后的法律、信用、系統等支撐也應同步完善。
美國是社會共同治理模式,由商協會等各種智庫機構與社會組織形成整體的治理體系。社會共治是社會治理與社會服務中性價比更高、效率更高的解決方案,也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的必然選項。從經濟改革到體制改革,我國仍需要通過體制改革來釋放社會的活力、經濟的活力,空間巨大。
假如中國人均消費與人均GDP一樣,都能達到美國人均的六分之一,中國市場規模還可以增加300%,中國無疑將成為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這值得中國企業期待。但資本與制造能力都需要更高效率的市場。
中國的市場改革將是一場影響深刻的社會改革。中美競爭的本質,不是貿易戰、科技戰,而是整體社會發展的效率問題,包括經濟的效率、社會的效率、資本的效率以及政府的效率。
創新、市場與效率不僅是制造業發展的錨,也是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錨。制造業要創新,社會要創新,政府也需要銳意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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